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红色文献，左为成仿吾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右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发的林伯渠等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的报道。 本报记者 郝思斯 摄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在藏书410余万册的图书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鉴证了我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

从战火中的大学，到解放区最高学府，再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折射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程。

从32岁到78岁，成仿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坐落于校园东北角。走进图书馆陈列室，装陈简单、朴素，似乎一切都很寻常。

然而，静静陈列的陈旧的书籍、泛黄的报纸、仿佛还带着硝烟味的书信，每一本、每一份、每一张，都如同伸手可感的历史，把人带回烽火连天的岁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共产党宣言》译本。

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百年党史中，和陈望道一样执着于“真理的味道”的共产党员数不胜数，其中就有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成仿吾。

“成仿吾校长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党的组织行动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后滨教授介绍。

1929年，应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邀请，32岁的成仿吾在欧洲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他采用当时最流行的德文《共产党宣言》版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请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中译稿带往莫斯科交给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后牺牲，这份译稿也就丢失了。

1938年，中央宣传部委托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翻译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语言更规范，首次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姓名、‘资产阶级’等经典表述，更准确地传达《宣言》的思想。”刘后滨说。

此后，成仿吾又于1945年、1952年、1975年三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与修订。1975年第五次翻译时，他已经78岁了。从第一次到第五次，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在1978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成仿吾写道：“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五译《共产党宣言》，彰显了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无限深情。他的一生，不仅坚持对马恩著作的翻译，更为教育事业矢志奉献。

展品中，一份1937年9月9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出了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在陕北延安县发起建立陕北公学的报道，题为《林伯渠等六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成仿吾在《战火中的大学》一书中这样回忆。

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

华北联合大学在严酷的敌后战场办学九年。成仿吾回忆道，平时师生都要练习瞄准、实弹射击和扔手榴弹。“我们在陕北公学时，就提出了‘战斗地学习’的口号，到了敌后战场，更不能忘记我们是处在敌人随时可以进攻的情况下来办大学的。我校校址，常常距离敌人据点三四十里，所以我们要把平时和战时相结合，既不惊慌失措，又要经常保持动作敏捷；雷厉风行，这就叫‘战斗地学习’。”

1945年，成仿吾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毛泽东问他对将来的工作意见：全国解放以后，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

时任晋察冀边区参议长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的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搞教育。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在任校长的11年间，为国家培养了近两万名革命干部，他们始终与革命形势紧密联系着，是中国革命的活跃力量。

中国的大学里首次有了中共党史专业

展柜中，陈列着一封毛泽东给何干之的回信。信的一旁，平铺着何干之所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等书籍。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史上，他是自陕北公学建校时就一直教书的老教授。

“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搏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在陕北公学一次欢送毕业生赴前线的大会上，何干之代表教员如是发表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以高度的热情，投身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学习。在当时的大学里，党史课是极受欢迎的课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马列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因此老师和学生都很愿意去了解和学习党的历史与理论。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成立，何干之任系主任。1958年，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扩建为中共党史系。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以中共党史命名、专门招收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本科学生的学科系。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于1954年出版，经修订再版，累计发行200多万册，先后译成英、俄等7国文字出版，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高校中共党史专业教材。

除了率先建立党史系，中国人民大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以此指导专业课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是人大的传统。学生们被要求阅读马列主义原著，不看二手材料、不道听途说。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大的校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史。

展柜里，“红色文献早期收藏”部分，可见《中国经济的道路》《怎样研究中国经济》《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经济文献，《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土地房屋改革法》等法律法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文教作品。

以马克思主义为统领，学校最初设立了经济系、经济计划系、法律系、外交系等8个本科院系。此后，随着学科实力的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经济学、金融学、新闻学等优势学科逐渐成形，并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人大哲学研究班1962届毕业生胡福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曾在回忆母校的文章中写道：“我在人民大学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真信，也就是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真学，就是学马克思主义，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来学的，不是作为吃饭的饭碗，谋利的工具来学的。”

让刻印在书籍里的激扬文字成为青年一代可触摸感受到的信念

每一篇红色文献，都是一段浓缩的历史、一份精神的传承。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始终重视红色文献的征集和收藏。刘后滨介绍，红色文献是人大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鲜明特色，“延安清凉山上两孔窑洞就是我们最初的图书室。当时就两千册藏书，在战争年代一路辗转千里，留存到今天，弥足珍贵。”

目前，馆藏红色文献共11754册，其中解放区报刊在全国范围内种类最全，数量最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政治理论教育的讲义教材、红色高等教育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类别的早期文献收藏是馆藏文献的重点。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孤本、名人钤印本，如毛泽东阅读过并钤签名章的《资本论》，范文澜、吴玉章等著名学者墨笔题名本等。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

“大多数红色文献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条件艰苦、环境限制等原因，在纸张和印刷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又历经几十年岁月销蚀，尤其是在战火中文献的保存和保护条件较差，不少纸张已发黄、变脆、残破。目前我们将这些文献放在恒温恒湿书库保存，也在不断探索优化存藏条件。”刘后滨介绍。

在加强科学保护的同时，还要着力开展对红色资源的系统研究、开发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于2021年12月上线试运行。平台以红色文献联合目录及部分数字化全文为基础，为读者提供目录统一检索、数字资源聚合、专题研究以及相关拓展研究功能。目前，平台主要包含四个模块：书目统一检索库、全文数据库、专题红色数据库、相关研究。

“数字化是保护红色文献的一种重要方式，亦能让红色文献发挥更大效用。我们很早就启动了红色文献的数字化工作，通过数字化建设，以及图书馆馆际互借、原文传递等功能，初步实现了资源的共建共享。接下来，红色文献和古籍的保护与进一步数字化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刘后滨介绍。

红色基因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一旦被激活，就能产生强烈共鸣。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革命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红色遗产、刻印在书籍里的激扬文字更加生动鲜活，成为青年一代可触摸感受到的历史，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这不仅是对革命先辈的最高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最好馈赠。